每經記者｜楊棄非    每經編輯｜楊歡

洪山體育館方艙醫(yī)院 圖片來源：每經記者 張建 攝

2月5日晚，作為武漢首批方艙醫(yī)院之一的洪山體育館，開始接收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。所謂方艙醫(yī)院，是可移動醫(yī)療空間的一種，具有緊急救治、外科處置、臨床檢驗等多種功能。

就在三個多月前，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在武漢舉行，作為主場館之一的洪山體育館，見證了中國八一男籃的多場勝利，而今化身醫(yī)院，它又加入了這場沒有硝煙的戰(zhàn)“疫”當中。

這里，連軸準備了2天、設置約700床位，迎接第一批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輕癥患者入住。面對難以解決的床位緊缺問題，患者在此將被妥善隔離，開放式空間也便于護理效率的提高。

公開信息顯示，除洪山體育館外，武漢體育中心、武漢體育館、武漢全民健身中心、武鋼體育中心、華僑城小學體育館、黃陂一中體育館以及大花山戶外運動中心均被納入方艙醫(yī)院改造當中。

“聚光燈”關閉，“無影燈”亮起，在與病毒的殊死搏斗中，方艙醫(yī)院的設立，使體育場館成為醫(yī)院之外的“第二戰(zhàn)場”。

避險、隔離、救治

洪山體育館方艙醫(yī)院外，工人搬運物資 圖片來源：每經記者 張建 攝

看到方艙醫(yī)院的照片，德陽人楊明安的思緒一下回到了11年前。

2008年“5·12”汶川大地震發(fā)生后，德陽綿竹市的體育場曾被騰出用作傷員避難和簡單醫(yī)治的場所。“所有運動器械、看臺座椅全被撤走，取而代之的是病床、從附近學校中搬來的桌椅以及簡易的物資儲藏處，完全找不到體育館的痕跡。”

作為志愿者的楊明安沒想到，那個他熟悉的體育場能夠改造成如此面貌。

體育館用于應急避難，在當時的國內尚不多見。許多專家的共識是，自2003年非典爆發(fā)后，中國的城市應急治理體系才真正開始建立。應急避難場所的設置，正是支撐城市在應急狀況下得以迅速反應的“基石”。

2006年4月起施行的《城市規(guī)劃編制辦法》，首次將“建立綜合防災體系的原則和建設方針”列入城市規(guī)劃編制內容。到2008年，上海市政府原則同意《上海市中心城應急避難場所布局規(guī)劃》；2009年，《北京中心城地震及應急避難場所（室外）規(guī)劃綱要》問世。

現(xiàn)有研究認為，在應急避難場所中，體育場館建設量大、覆蓋面積廣，是一種很好的開敞空間，且具有周邊交通便利、體量較大、空間劃分靈活、配套設施全面等特點，應被納入城市應急避難系統(tǒng)。

根據(jù)體育總局發(fā)布的《中國群眾體育發(fā)展報告（2018）》，到2017年，全國共有體育場地超過195.7萬個，人均體育場地面積達1.66平方米。體育館成為了災害中緊缺資源下的市場選擇。

面對突如其來的城市危機，不少人談起日本作為地震多發(fā)國家的應急措施——無論是臺風來襲還是地震肆虐，受災群眾總會第一時間聚集到當?shù)貙W校的體育館中。它們常常有較高的抗震等級，配備應急物資齊全，能夠解決在余震等次生災害中的大部分避險需求。

一位曾在日本經歷暴雨災害的網友分享了其在日本避難所的見聞。在政府指定的避難所——

一所當?shù)匦W的體育館中，穿著橙色制服的工作人員忙著處理各項事務。避難所中已經準備好了室內鞋、整齊鋪著單人床尺寸的綠色泡沫墊子和咖啡色毯子，旁邊是一張張長木凳。進入避難所的人需要統(tǒng)一登記，可以自由領取瓶裝水和面包等補給品。

早在“5·12”汶川大地震期間，體育館已率先發(fā)揮出應急避險作用。除余震發(fā)生后便于逃生外，不少從廢墟中被搶救出的傷員亦被安置于此，他們不僅能夠得到統(tǒng)一的治療，也會有專人安排集中消毒防疫，避免交叉感染和“大災后有大疫”的情形出現(xiàn)。

應急場所的難題

洪山體育館方艙醫(yī)院 圖片來源：每經記者 張建 攝

如今，幾乎所有城市均將當?shù)氐捏w育場館納入應急避險場所中。

2017年，當時的住建部和發(fā)改委制定并發(fā)布了《城市社區(qū)應急避難場所建設標準》，按照社區(qū)人口數(shù)的標準將應急避難場所建設規(guī)模分成基礎、一般、綜合三類。

其中，具備綜合設施配置的應急避難場所，可安置受助人員30天以上，并配備應急停車場、停機坪、洗浴設施、通風設施和功能介紹設施。改建公園或體育場館，能最快速高效滿足此類需求。

但據(jù)中國科學院大學中丹學院的李玟玟等人研究，中國應急避難場所存在“重建設，輕宣傳”“重體量，輕標準”“重指標，輕實效”等問題。

在其統(tǒng)計研究的338個城市中，203個公布了應急避難場所數(shù)量信息，其中僅64個公布了級別。此外，維護和管理缺失，專業(yè)人員數(shù)量和能力水平有限，均限制了應急避難場所效果的發(fā)揮。

對于體育場館這樣的大型應急避難場所，粗放式的管理模式也造成了其他問題。

2011年，舉世矚目的東日本大地震爆發(fā)。《紐約時報》曾走訪大船渡市的61個主要位于學校體育館和公共體育場的避難所，發(fā)現(xiàn)停電的困擾、雪天的寒冷和歷經多日已所剩不多的食物，成為他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。

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在熊本地震“災害關聯(lián)死”的211人中，有95人是因為在避難所或車中避難時，環(huán)境惡劣去世。

有研究者建議，在體育館進行應急避難場所更新時，可以引入綜合防災的思路，

即主管體育場館規(guī)劃與建設部門與城市規(guī)劃、市政、園林、教育、文物等部門攜手一到，共同規(guī)劃。

此外，針對體育場館本身，除了配備必要的硬軟件設施外，設置帳篷區(qū)也是一種可行之策。

日本登山家野口健在總結熊本地震時，亦倡議設立帳篷避難所。他曾在2015年尼泊爾地震時向當?shù)鼐栀泿づ?，得到了很好的反響，究其原因，帳篷避難所不僅能保護個人隱私，還能減少犯罪。一家人共用一頂帳篷，獨立空間能夠大大減少心理障礙。

事實上，在當下體育場館保障應急速度的同時，如何提升居住和救治質量、減少應急帶來的陰影，仍是各個城市需要解決的問題。